晚上我开夜车去城里的时候，忽然被人拦了车。
那人是个农村妇女，大约四十来岁的样子，罩着一块红头巾，肩上背着一个红布包，焦急地问：“师傅，你是不是去安城啊？”
我正是要去那里的，这条路的终点就在那个城市。
但我没直说，毕竟在这半夜三更的荒郊野外，突然有个女人拦车，我多少有点害怕。
她看出我的犹豫，主动说：“我闺女病了，在那里住院，我回来跟乡亲们借了点钱。本来想明天走的，孩他爸打来电话说，孩子严重了。师傅，行个方便吧，我给你钱。”
她拍拍自己鼓鼓的红布包。
我打量了一下眼前的这个女人，她的穿着很土气，尤其是头上罩着的那块红头巾，显得十分滑稽。她的脸也因长年的风吹日晒而呈现出黑紫色。
我按下了开门按钮，“上来吧。”
她急切地拉开车门，坐到副驾上，把那个红布包从肩上摘下来，放在大腿上。
她连声谢谢也没说，这让我很不爽，但我一个堂堂商会的会长，不便和一个见识粗陋的农村妇女计较。
我开动了车子。
她开始有些拘谨，走了一会儿，便打开了话匣子，说个不停，说的全是鸡毛蒜皮的家长里短，带着点口音，我不能完全听明白，烦透了。
她拍着她的红布包告诉我，张三借给她多少，李四借给她多少。
我眼角的余光瞟了一眼她怀里鼓囊囊的红布包，咽了口口水，我太需要钱了。
我借过很多朋友的钱，当然是巧立名目，比如说包了个工程什么的，让朋友和同学们投资。
虽然这些子虚乌有的项目，最终没能挣回一分钱，但因为我伪造的商会会长的身份，朋友们都很信任我，我随便编个理由就能应付过去。
这些年，我就是靠着借钱维持着高大上的人设，过着富裕的生活。
没想到我的同学老杨竟然报了警，说我诈骗。
今天下午，当地警方给我打电话了解情况，我说我在外地，最迟明天回去。
如果我的行为构成诈骗，是要坐牢的。
但我不敢逃，再说也逃不掉。
我只希望我和老杨之间的事被警方定性为民事纠纷，那样老杨就拿我没辙了，我不曾给他留下任何字据。
我知道，只要我给老扬还了钱，他就会撤案，但是我没钱，这些年，我都是拆了东墙补西墙，借上张三的还李四，钱越来越难借了，我几乎到了穷途末路。
终于，我打了个主意，问：“大姐，你觉得我这车值多少钱？”
“这我可猜不出。”她转动了一下头部，环顾了一圈车的内部，“怎么说也得十多万吧。”
这车我已经开了三年多，又因我被法院列入被执行名单，限制坐飞机和高铁，所以我无论去哪里，基本都是开车走，里程早超出十万公里了，现在也就值个四五万的样子。
但我冷笑两声，说：“猜对了三分之一。”
“三十多万？”看来她的算术还不错，“你真有钱啊，唉，我们的生活却一年比一年差，这两年刚有了转机，闺女又得了病。”
“你女儿多大了？”我问。
“十三。”
我指了指她的红布包：“这些钱够吗？”
“暂时是够了，还有长余。”
看着她的红布包，想着我可能会坐牢，忽然，我有了个想法。
我开始给她讲我的“不幸”遭遇，说我原本有几千万的资产，被合作伙伴坑了，朋友们借我的钱又不还，现在又被人冤枉，把公司账户里的几百万被银行冻结了。
说着，我单手把住方向盘，拿起仪表框里的手机，翻开我的网银，朝向她说：“数数这是多少？”
她盯着手机屏幕，用手指隔空点着，“个十百千……啊，七百多万！”
她被惊到了。
“可不是嘛，可是拿不出来。”我把手机放回仪表框，很是得意。
这个所谓的“网银”，其实只是一个装逼软件的截图，我始终保留着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我叹口气，说：“我现在只需要五万，就能解冻这七百多万资产，可我现在没一分钱。”
“借点呗。”她说。
“人们都以为我破了产，怕还不上，谁还肯给我借？唉，现在的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
她并没细问怎么用五万块钱解冻七百多万的资产，只是哦了一声，再没表态，把那个红布包往腹间搂了搂，双臂压在上面。
又走了一会儿，我说：“大姐，跟你商量个事呗。”
“啥事？”
我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你算算你暂时需要多少钱，把多余的借给我五万，我给你五分高利。也别五分了，我最多用三天，还你六万。”没等她说话，我又拍拍方向盘，“把这车押给你，直接过户，怎么也值你那五万吧。”
这种事我常干。
以前我借钱，面对有顾虑的人，我就承诺给他押点什么东西，而当拿到钱后就开始推托，对方也拿我没办法，我从来不打借条，他们既告不了我犯罪，也不能通过法院起诉我。
她要是能借给我五万，我就能还给老杨，老杨肯定会撤案，我就不会被调查。
至于这个农村女人，她绝对没有对付我的办法。
“那可不行，这钱是给孩子治病的！”她把红布包紧紧抱住，“虽然有长余，但都是借来的，说不定啥时候就要用呢。”
“哦，好吧。”我失望地说，心里腾起一股恨意。
我真想把车停住，让她下车，可觉得那样做太小人了。
她不说话了，对我有了戒心，这让我胸中的那股恨意越来越炽烈。
我的脑袋里一时之间飞速转过无数个念头。
副驾安全带提示音在滴滴地响，更让我心慌意乱。
我说：“把安全带系上，这一带有监控。”
她哦了一声，一手压着包，一手伸到肩头拉下安全带，可怎么也插不进插孔里。
我踩了刹车，缓缓地把车停靠在路边，先把自己的安全带解开。
“来，我帮你系。”
我从她手里接过安全带扣，即将插进插孔时，我忽然扬起手，把带子缠在她的脖颈上。
“唔——”她只发出一声轻呼，脖子就被勒紧了，发不出声来。
她双手乱抓着，但很快软了下去，终于不动了。
平静了一会儿，我下了车，绕过车头，从副驾上把她拖出来，拖到车后，打开后备箱，把她塞了进去。
倚着高速公路的护栏抽了支烟，计划一下怎么处理后事，便又上了车。
车子又开动起来。
这回我开得很快，我要以最快的速度从下一个出口离开高速公路，找个安全的地方，把尸体烧掉，从油箱里抽点汽油出来就能办到。
然后再原路返回，我不能留下我在今晚走过这条路的任何线索。
这样，就没人会怀疑到我的头上。
我把油门踩到底，发动机隆隆地响，带着整个车身都在抖动。
可是奇怪，我迟迟到达不了下一出口。
我以为是我太着急，所以感觉上时间过得慢，于是继续向前。
放眼四周是无尽的黑暗，只有车灯在前方扫出一片白。
我舒口气，把紧张的身体调整得放松一些。
看了看落在副驾上的红布包，腾出右手拉开拉链，有扎成捆的，有散装的，凭我对钱的敏感和经验，确认大概有十来万的样子，它们消除了我内心的恐惧和焦灼。
不知又走了多少时候，还不到出口，我又望见前方的路边站着一个人向我摆手。
本能地，我踩了下刹车，车速慢了下来。
我看到那是个女孩。
她扎着马尾，穿着一件蓝外套。
停吗？我问自己，旋即做出了回答，当然不停，我的后备箱里放着尸体呢。
于是，我就从她的身边一闪而过。
忽然，我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错误，她极有可能记下了我的车牌号，她虽然没看到我杀人，但那个农村妇女失踪，警方或有可能调查到她头上，也就有可能查到我。
该死，我暗骂着自己，刚才就应该把车牌卸下才对。
当然，车速这么快，她也可能记不住，但我不能冒这个险。
我猛地踩住了刹车，滑行出十几米后，车停在了公路中央。
到了这种时候，我不能心软，必须毁掉一切证据，包括证人。
杀一个和两个，于我而言，已无区别。